而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第二，随着世界各地爆发区域纷争，使日本的国际贡献以及自卫队的海外派遣问题浮出水面。另外，自1990年以来，日本国宪法第9条是否禁止集体自卫权的行使一直成为重要的争论焦点，按照政府（内阁法制局）的解释，在宪法上虽然未禁止保留集体自卫权，但其行使是被禁止的。
而站在护宪论立场上的是在野党，特别是带有社会主义旋律的社会党。从2007年参议院的选举结果，也可以看出国民对宪法修改是持消极态度的。禁止公务员和教育者利用其地位开展投票运动（第103条）。选举后不久表示要持续任职的安倍首相，却突然于2007年8月辞职。而且，保守派政治家们并不想将自由和民主主义作为日本社会的根基，而是谋求将国家、天皇、日本的传统尤其是天皇作为根基。
既然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已获得通过，在修改后的教育基本法的框架下，在维护尊重个人尊严，渴望真理与正义，建设和平民主的国家与社会等普遍的教育理念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通过法律的解释适用，尽最大努力阻挡将爱国心和传统与文化这样的国家主义要素灌输到教育领域。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若要修改宪法，修宪提案不但必须得到众、参两院各2/3以上议员的支持，还必须获得过半数国民投票者的赞成。若强为行之，技术不精，保无有拘文牵义、昧于事实之武断？征诸法国关于私权之审判，平政院往往优于普通裁判所者，其例不可枚举也。
历任院长为汪大燮、周树模、钱能训、钱能训、周树模、熊希龄、夏寿康、张国淦、汪大燮、邵章、胡惟德。如藉此标准，民初的行政诉讼法无疑是继受于日本。袁记约法及《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过程中，对此均无讨论。日本《行政裁判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不出庭，行政裁判所不中止审判，可以迳行判决。
故法国纯由行政官厅审判者，即本此意。四、余论：民初行政诉讼法的影响与命运 自清末立宪修律以后，其法制整体上迈入了大陆法系的轨道。
[32] 参见〔法〕裴德埒弥：《法国行政法》（上编），项方、张其棫、姜汉澄译，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90-91页。今采用德、奥、日本之制，特设此院，明定权限，用以尊国法，防吏蠹，似于国家整饬纪纲、勤恤民隐之至意不无裨益。但该规定仅为具文，现实中并未设置平政院、建立行政诉讼制度。[45]但要满足无可依的行政法和大总统批准这两个条件并非易事，故而行政干预并不多见。
[28]参议院最终未就平政院的组织另行立法。至此，平政院的功能变得单一化。[39] 有学者认为，审理方式的职权主义系效仿德国的巴伐利亚等邦。攻击者或又以为平政院审判官由行政部进退，恐受行政部之迫压为虑，则以保障法官者保障之，必能自由裁判，无所顾忌。
周颖：《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告官略论——以平政院为中心的考察（1914-1928）》，《宿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34页。而《诉愿法》第4条规定，人民对于中央或地方官署的不当处分提起诉愿时，以中央或地方最高级行政官署的决定为最终的决定。
如此执着、不遗余力者，无出其右。[17] 表1：中日行政诉讼法对照表（表略） 二、民初行政诉讼制度模式的两大法系对决 行政诉讼制度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属于全新的事物。
亦可参见李启成：《清末民初关于设立行政裁判所的争议》，《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第166页。法国、德国等的法律上，行政诉讼案件中有直接可依行政诉讼程序请求国家裁夺的，有不得直接提起诉讼，而须依行政上其他救济方法，对于其决定仍不服时方能提起诉讼两种。此外，《行政诉讼法》还规定了一些大陆法系行政诉讼的共通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但是，根据《大清法令大全》，准确的时间应为1906年11月6日（农历9月20日）。[39] 5．先决问题的处理 《行政诉讼法》第31条规定：行政诉讼中诉讼当事人同时在司法官署提起民事诉讼时，经庭长认为必要时，俟民事诉讼判决确定后，行其审理。[42] 普鲁士采取列举主义，其背景之一在于当时的德国盛行理性主义。
（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过程 1914年3月31日，袁世凯公布《平政院编制令》，同日任命汪大燮[⑨]为平政院院长。在立宪筹备过程中，曾有行政审判院及《行政审判院法》的设想，但终未实现。
[20] 时任袁世凯政府法律顾问的日本学者有贺长雄也反对天坛宪草否定平政院的做法，主张德日模式的行政诉讼。不过，狄骥似仅就越权之诉而言。
由普通法院兼理行政裁判有利于节约经费。[?] 审查会的13人分别为：孙毓筠、联芳、李盛铎、蒋尊簋、王世澄、黎渊、陈国祥、朱文劭、杨度、赵惟熙、王揖唐、程树德、王印川。
向各省或者内阁提起诉愿的，不得提起行政诉讼。[23]章士钊的上述主张在天坛宪草中也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而且，如果依据该奏折起草的草案也应该叫做行政审判院官制草案而非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至于该草案说明中频频提及的外国法背景，从下表的中日比较来看，中国行政诉讼法与日本行政裁判法有70%的相同、相似之处，而且在平政院的机构设置和重要的程序制度上多为一致。
[25] 参见张东荪：《行政裁判论》，《庸言》1913年第1卷第23号，第12-13页。[52] 参见钟赓言：《行政法总论》，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1927年版，第261-262页。
[15]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从此诞生。故人民提起之诉讼不得撤销。
但评事若因精神衰弱及其他不治的障碍导致不能执行职务时，可由平政院院长呈请大总统予以退职。[46]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沿袭了日本的做法，即以诉愿前置为原则，直接起诉为例外。
之后，参议院指定孙毓筠等13人组成审查会，[13]对三个法案进行并案审查。这里先结合这一历史脉络，整体上勾勒1914年《行政诉讼法》制度选择的外国法背景。第二章规定行政诉讼之当事人，其中有一特别之点，即肃政史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是也。对各省大臣的处分，内阁直辖官厅或者地方上级行政厅的处分，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但狄骥曾指出：法国行政法院修正了行政机关的那些不合规范的裁定，但它并没有用自己的裁决来取代它们。[45] 《限制平政院受理诉讼范围令》，《司法公报》第73期（1917年2月），第46页。
张莉也同样指出法国行政法院具有这一权力。[61] 在清末尚无宪法之前，就有了《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
[29] 平政院院长和评事阵容强大，多为一时之选，甚至有一人曾获得德国法学博士（马德润，1907年柏林大学法学博士）。这或许也显示出立法者秉承立宪主义，尊重国外行政诉讼的一般经验，期望平政院式行政诉讼制度能在抑制行政权滥用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